，即耶稣的生平故事。
四部福音书各自为营，有同有异，既冲突又补漏，给了我创作“风声”的灵感。
“风声是“一事三说。我D说，GD说，作者说。所以，要论一事多说的源头，不在“罗生门”，在圣经。我也是因为有了启发，才创作出纲目式的结构写法。”
陶歌问：“这些盘根错节的写作秘道，你不说没人能看清楚。这也提醒包括我在内的所谓专业读者，对一个作家的个人写作史，或者说写作逻辑的复原和再现，不能单单依赖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刊物等这些表面信息。
作家的写作，从获得灵感到最后瓜熟蒂落是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。
同时我发现，“风声”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述同一个故事。你好像很享受这种快乐？”
张宣回答道：“我喜欢对一个故事颠三倒四地写。好小说都是改出来的，我迷信这个。“风声”也是这样反复琢磨出来的，只是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快乐，而是充满挑战。”
陶歌问：“你擅长拿捏读者的心窍，设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，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，把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了出来，获得了对黑暗包裹的一切命名的权力，而且是世界之“暗”最可靠的“传”人。对于我们生活的世界，难道那些被照亮的部分，真的就那样可靠吗？”
张宣说：“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我害怕黑暗、残暴的人性，又渴求去揭露。”
陶歌问：“风声”里我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结构：面对同一段往事，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“回忆”，读者先要听潘老回忆的“东风”，再听顾小梦回忆的“西风”，最后还要跨越时间去感受“我”所叙述的“静风”。
这是一种很后现代的多元主义风格，背后的逻辑是承认真相是无限的，而能够被记录下来的历史记忆只是一种“小真相”。
换句话说，它把记忆认定为一种社会活动，通过每个个体的差异之中的记忆来修正那些记忆的“标准像”。
你之前提到了“四福音书”对风声的“照亮”。事实上，我们如今很难说后现代主义和“圣经”式的叙事究竟是谁先发现了谁，它们好像是同时向我们扑过来的。
在先锋叙事逐渐退场的今日，我们似乎更倾向于把解构带来的那种后现代主义本身视为一种相对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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